《孟孝琚碑》的历史定位

唐 靖

作为云南迄今唯一汉碑，《孟孝琚碑》也是云南存世最早的刻石。其滇中第一的地位，圆劲古朴的笔法，浑穆茂密的布局，方整宽舒的结体，以及恢宏大度的气势，使其不仅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，同时也是研究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，故一直为世所重。正如由云龙《定庵题跋》所谓：滇中石刻“两爨已为边方生色”，而孟碑“又驾两爨而上之，足以征滇省文化输入之早”。但尽管如此，对《孟孝琚碑》历史定位尚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：

其一，回顾云南书法史，当年阮元跋《大爨碑》时，尚不知《小爨碑》的存在，故将《大爨》误称作“云南第一古石”；待昭通汉代《孟碑》出土，遂力拔滇碑头筹。但由于残存《孟碑》卷首仅有“丙申”二字而无年号，而从汉高祖二年到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（公元前205年—216年）之间，八值“丙申”，《孟孝琚碑》上的“丙申”究竟何指，长期没有定论。经过数代学者多方考证之后，此碑被最后确定为东汉桓帝永寿三年（公元157年）所立，争议遂平，再无可疑。回顾早期学界名流如罗振玉等，雅好金石，热心为《孟孝琚碑》考定年代，但因局限于不清晰、不完整的拓片作研究，曾断言此碑为西汉哀帝河平四年（公元前25年）所立。由于西汉石刻传世者绝少，有字者更为罕见，罗氏因之进一步认定《孟孝琚碑》“与《麃孝禹石刻》南北并峙，可谓瑰宝矣！”云南袁嘉谷支持罗振玉的断代结论，遂在《跋》中将其称为“滇中第一石”“海内第一石”。晋宁方树梅虽然不赞同“河平四年立碑”之说，但也只是稍延后于东汉初的建武年间，亦属汉碑及隶书碑文罕见的年代，因而其《跋》曰：“二千载后累累得数百字，为海内汉碑第一，金石家无不肃然起敬。”在以上评价中，“滇中第一石”当无问题，至于“海内第一石”“海内汉碑第一”的称谓，则名实难副。后人不审以上称谓提出的背景，以管窥豹，在许多书籍和资料中仍广泛宣扬，因袭转抄，习非成是，早已到了必须更正的时候。

其二，否定《孟孝琚碑》“海内第一石”的地位，并非否定其应有的书法价值。西汉乃至东汉初期，风气质朴，墓铭碑志之风迄未形成，何况西南边疆风气晚开，更不易波及。“东都自路都尉始有墓阙，有文而传于今，则自谒者景君墓表始……自是以后，踵事增华，树碑立碣，叙功述美”；延至东汉桓、灵之际，文辞竟胜，“石经观摩，此风益盛”，《孟孝琚碑》也因是因时而出。清吴士鉴在《九钟精舍金石跋尾》中谈及此碑时说：“当时西南徼风气渐染，故与中原碑碣判然不同也。”言《孟孝琚碑》“与中原碑碣判然不同”，确为的论。昭通或者武阳（今四川彭山），远距中原千里，山水阻隔，风物不同。我们可以断定《孟孝琚碑》书写者与中原文化有着诸多联系，但因为长时间居于边陲，受地方文化习惯、风土人情的影响，必然导致《孟孝琚碑》在结体变化、文字书写习惯方面产生一定变化，生发出与中原相区别的特有面貌来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，《孟孝琚碑》所立的永寿年间，中原地区的隶书碑刻已经臻于至善，而反观远在云南的《孟孝琚碑》，其文字书写仍处于剧烈变化的发展时期，篆书、隶书，甚至楷书都夹杂其中。无怪梁启超题跋此碑时认为“碑中字体有绝类今楷者……可证汉隶、今隶递嬗痕迹”。如碑文第四行上的“癸卯”二字，其结体中可见不少篆书体的方法，“卯”字可以是篆书体的隶书化写法；第六行“害气”之“气”，除结体上有篆书意味之外，其用笔也夹杂有民间文人结体随意、书写放浪的特点；第七行“凉风渗淋”的“风”字，内部不从“虫”，而写作“充”形，这在目前所见汉碑中，极为少见，而“渗”字右旁则几乎完全使用篆书结构；第十一行“昆”字最上的横画，极具夸张地向上拱起，两边竖笔则向内斜插，兼具隶书与篆书的写作方法；第十一行“煙火”的“煙”，右旁下部“土”的两横画两端均向上翘，形如“出”字，极富情致。单独来看，《孟孝琚碑》文字或长或短，或大或小，变化不一，但其总体章法、布白却十分整齐，并无任何不和谐之处，显示古人把握文字刻写能力的高超。

其三，包括《孟孝琚碑》在内的西南地区汉碑隶书，笔画浑厚，结体方正，书风略显稚拙，这与西南地区广阔裸露的泥灰质岩石有着密切关系。此类石质在溶蚀、风化作用下，易发生物理力学及化学的变化，加之石质多为旱颗粒状的碎屑结构，便会直接影响书法细部的刻画与碑面的纹饰，使碑文书法显现朴拙之风。

其四，东汉时期的古人，大多尚无明确的“书法”自觉性，多将书艺视为“雕虫之小技”，甚至“壮夫不屑为”，这样的态度反而使书家无意追求经纬大业，也就没有现代人所常见的急功近利。汉代书法以气势取胜，笔意静穆，书家用平平常常的样子，给人极不平常的感受，展示法外之书的内美格调。包括《孟孝琚碑》在内的东汉晚期隶书作品，百花齐放，各种碑刻形式都能得到较为充分的表现，正如清人王澍评述《孔庙碑》时所说：“汉人作字，皆有生趣”“意在有无之间，趣出法象之外，有整齐处，有不整齐处”“每碑各出一奇，莫有同者”。当代丛文俊先生也指出：正因为士大夫清流书家的规矩尚未进入汉代碑刻领域，使得各地的书写者能够根据“自己所学所悟”，尽情发挥，“工拙由人”“以此造成汉碑风格的多变、美感的丰富”。无规矩的模式，意外成就汉碑异彩纷呈的艺术魅力，昭通《孟孝琚碑》正是这一汉碑大家族中不可替代、不可抹杀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后人想要更上层楼，已经难有余地，因而汉以后，隶书相当长时期遭到冷遇，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。